第131章：两个大明

“徐令仪，名字倒是不错，这就是魏国公准备送给孤的太子妃？”

朱慈烺看着卷宗里，关于徐令仪的情况，笑着问道。

骆养性躬身回答：“是，殿下，尚在海路之上时，魏国公便已经开始筹备了。”

朱慈烺不是很想听这个，转而问道：“这个江南第一美人的称号，可否属实？”

骆养性顿时懂了，当即道：“臣具体查过，徐令仪此女，容貌确实出众。魏国公将其收为嫡女之前，在族中便有‘玉人’之称，江南士绅圈子里多有赞誉。臣派去的人远远看过，说是……”

顿了顿，骆养性选了个稳妥的说法：“说是‘虽未窥全貌，然惊鸿一瞥，已觉满室生辉’。”

朱慈烺听完，没有立刻接话，只是把卷宗翻过一页，目光落在徐令仪的画像上。

画像画得精细，眉目如画，气质温婉，确实是个美人胚子。

但画像终究是画像，画师总有几分讨好之意，做不得准。

“魏国公倒是费心了。”

骆养性在宫里当差这么多年，早就学会了，太子说魏国公费心了，不一定是在夸魏国公。

在没有摸清太子的真实态度之前，最好的应对就是不接话，等太子自己往下说。

果然，朱慈烺略微思索后问道：“她本人知道吗？”

骆养性一愣：“殿下是说……”

“魏国公把她收为嫡女，让她学宫廷礼仪，她自己知道是要嫁给孤吗？”

骆养性没想到太子会问这个。

他查过徐令仪的一切，出身、年龄、相貌、品性、才学，甚至查过她身边丫鬟的底细。

但太子问的这个问题，不在他的侦查范围之内。

锦衣卫是很厉害，可锦衣卫不是神，魏国公私下有没有告知，这难以探查。

骆养性如实答道：“臣不知，依臣推测，魏国公未必会提前告知。这等大事，若提前走漏了风声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”

朱慈烺收起卷宗，也没有继续追问关于徐令仪的事情。

儿女私情固然重要，但眼下政务繁忙，还真没多少心思能花上面。

紧接着，便问起骆养性这些时日探查的江南情况。

骆养性虽说也是随着海船南下的，但锦衣卫早在朱慈烺筹备南迁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秘密探查江南了。

对于别人呈递的江南情况，朱慈烺是一个字都不信的。

官员们的奏报，尤其是出身江南籍贯的官员，他们说的话，那都已经不是用水可以形容，完全就是海。

什么都能说，什么都说不到重点。

锦衣卫肯定也不说全面了解，但终归要比那些江南官员好很多。

“臣派了七路人马，分赴苏、松、常、镇、杭、嘉、湖七府，前后二十余日。”

“江南之富庶，远超臣之想象。”

骆养性说话的时候，朱慈烺也在看先前骆养性呈递上来的江南各项卷宗。

太子没说话，骆养性便继续说道：“臣的人从苏州回来，说那城里‘阊门内外，居货山积，行人水流，列肆招牌，灿若云锦’。”

“虎丘、山塘一带，画舫笙歌，彻夜不绝。臣派去的那个人是京城人，头一回到苏州，回来便说那是人间天堂。”

听到这话朱慈烺笑了笑，开口道：“江南若是天堂，兵备就不会废弛成这样了。”

“这话也不对，江南或许是某些人的天堂，但绝不是大明的天堂。”

骆养性微微躬身：“殿下圣明。”

“江南富庶，富在丝绸、棉布、瓷器、茶叶。”

“隆庆开海之后，番舶来华，白银像潮水一样涌进来。”

“松江的棉布‘衣被天下’，苏州的丝绸‘远销海外’，一个小小盛泽镇，人口比北边一个府城还多。市镇林立，商贾云集，这是江南的好。”

“可这些好，跟底层百姓相差甚远，臣的人查了松江府华亭县的一个佃户村，十户人家，九户欠债。田里的产出，一半交了租，三成交了税，剩下两成连糊口都不够。”

“百姓没办法，只好把家里养的蚕、织的布拿去卖，换了银子交税。”

“可这些年银贵谷贱，粮价跌得厉害，卖一石米的银子，去年还能交两成税，今年只能交一成半。越交越穷，越穷越交。”

“有佃户说，早知道种田是条死路，当初还不如去城里投织造厂。好歹管一顿饭。”

朱慈烺道：“城里的日子，就好过了？”

骆养性微微摇头：“苏州、杭州的织造厂，雇了几万织工，看似红火。可那些织工，一天干十二个时辰的活，挣的银子刚够买两斤米。一旦遇到灾年、战事、贸易不畅，织造厂关了门，几千织工流落街头，那就是几千个等着闹事的人。”

“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织工罢工的事。几千人啸聚街头，打死了税官。”

朱慈烺微微颔首，这事他还真是知道。

万历二十四年起，明神宗朱翊钧因国库空虚，开始向全国各地派出矿监税使，大肆搜刮民财以充内帑。

这些税使多为皇帝的亲信太监，他们持势敲诈勒索，横征暴敛，到处设立关卡，对工、矿商户重税，还任意捕杀百姓。

到苏州收税的太监孙隆，是这场悲剧的直接导火索。

苏州自宋代起就是全国最繁华的手工业中心。

明初因张士诚在江南执政十余年间，轻徭薄赋、善待富民、笼络士族，江南大地主、乡绅、文人阶层普遍拥护张氏政权，拒绝归附朱元璋。

大明建立后，这批人依旧抱团、隐匿田产、抗拒朝廷编户齐民，是明初皇权最大阻力。

为打压江南经济霸权，朱元璋对苏州实施惩罚性重税。

不过即便如此，苏州到了大明中后期，仍然成为‘世间乐土’。

然而孙隆到来后，苏州人的好日子结束了。

最后是织工们的暴动，有诗赞曰：“千人奋梃出，万人夹道看。斩尔木，揭尔竿，随我来，杀税官！”

最后的结果是，万历皇帝迫于民愤，最终撤回全国税监矿监。

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运动。

在此之前，反抗是农民的专利。

饥民造反、流寇攻城。

但苏州织工的抗争是另一个逻辑。不是为了求食，而是为了维护合理的经济秩序。

他们不劫掠，而是高度组织化、目标明确、纪律严明。

这次事件的领头者叫葛成，一个靠打工糊口、三十多岁还未成家的织工。

官府开始追查后，葛成为保护其他参与者，独自挺身投案，昂首挺胸走进牢门。

囚禁十三年后，直到万历四十一年遇赦获释。

苏州知府朱燮元敬其为人，将葛成改名葛贤。

出狱后葛成拒绝一切馈赠，依然靠打工为生。

晚年敬佩在反抗魏忠贤斗争中牺牲的五位义士，主动搬到五人墓旁守墓，直至崇祯三年去世。

百姓将他葬于五人墓旁，人称六义士墓。

明末剧作家李玉将此事件写成昆剧《万民安》。

骆养性有些感慨的说道：“臣这次查江南，最深的感触是，江南跟北边，不像是一个朝廷治下的地方。”

“北边的老百姓，见到官差绕着走，可江南不一样，江南的百姓，见到官差敢拦轿喊冤，见到衙门敢递状子。”

“江南的士绅，那不是一般的士绅。他们有钱、有人、有田地、有书坊、有宗族、有门生。他们在朝里当官的，回了乡就是土皇帝。”

“在野的读书人，连县太爷都要让他们三分。”

“民间说，县官不如现管，现管不如绅管。”

“臣查到嘉善一个丁氏家族，先祖以土地经营致富，正德、嘉靖年间，家族断了科举，赋税一重，徭役一多，差点败落。”

“后来走了门路，把子弟送进国子监，在顺天参加乡试，中了进士，整个家族才又翻身。”

“这样的家族，在江南比比皆是。他们最怕什么？最怕家族里出不了官。一个家族要是连续三代没有人中举，那些田地、家产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其他家族吃掉。”

“所以这些士绅家族，把功名看得比命还重，田地兼并得比官府还狠。”

“江南的田地，六成以上都在士绅手里。他们有免税免役的特权，老百姓把地投献给士绅，自己也跟着成了佃户、奴仆。”

“一县之地的赋税，全压在那三四成没有靠山的自耕农身上。”

“这些自耕农交了税，交了租，剩下的连饭都吃不饱。遇到灾年，要么逃荒，要么卖儿卖女，要么....”

骆养性顿了一下，补充道：“要么跟着闹事。”

朱慈烺眉头微皱，不是因为江南的情况如何，而是他突然想起，先前崇祯给他提供的建议。

商籍学额。

士绅家族把功名看得比命还重。

而这其中，学额就是极大的关键。

朱慈烺心中冷笑，好个老狐狸，还要在这里下套。

这一刻朱慈烺顿时明白，崇祯这家伙，心思是真多。

见太子皱眉沉思，骆养性不敢打扰，知道太子道：“接着说。”

骆养性这才继续：“苏州一个府，进士及第的人数，比北直隶全省还多。江南的书坊，刻印的书籍，占天下七成。”

“北边的读书人要买一本《四书章句》，得托人去京城找书商；江南的读书人，随便一个小镇的书坊，就能买到当朝最新刊刻的时文、策论、名家点评。”

“江南的书院，到处都是。东林书院、虞山书院、崇文书院……一个书院里讲学的，可能是退了休的尚书、侍郎。”

“北边的读书人拜个名师要跑几百里地，江南的读书人出了家门就能听到当世大儒的课。”

“所以江南出人才，出大才。朝廷六部九卿，一大半是江南人。内阁大学士，江南籍的占了多半。”

“而且江南的读书人，跟北边的读书人不一样。北边的读书人，十年寒窗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考上进士之前，连县城都没出过几步。”

“可江南的读书人，从小在市镇里长大，见过商贾、见过工匠、见过船来船往、见过银子怎么来怎么去。”

如果说前面说的是江南的‘坏’，那现在说的就是江南的‘好’。

严格来说，是大明的南北割裂。

要理解晚明的南北割裂，首先要明白，在大明之前，中国南北已经分裂了超过一百五十余年。

从靖康之变到大明统一，北方先后被金朝和元朝统治，而南方则是南宋，元朝的延续。

元朝严格来说好一些，因为元朝皇帝不管事，只管收钱，地方上真正当家做主的还是那些豪绅世家。

所以南方换了朝代，除了交税的问题外，其余跟前宋差不多。

而北方经过金元两朝的塑造，形成了一套以户计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。

百姓按职业被编入军户、匠户、灶户等不同户籍，世袭服役，人身依附关系极强，君臣关系带有浓厚的主奴色彩。

可以说金元北方的某些制度近似中古，甚至退回到了唐朝以前的状况。

南方则延续了唐宋变革的成果：商品经济发达，租佃关系灵活，人身依附较弱，文人文化繁荣，成为经济重心和文化主脉所在。

当朱元璋从南向北统一中国，历史上第一次完成由南向北的统一时，面对的是一个制度基因完全不同的北方。

这种差异，不是一朝一夕能弥合的。

为了弥合南北差异，朱元璋重点打压南方，最富的地区应该承担最重的税负。

可到了晚明，真实情况恰恰相反。北方承担了与其经济水平不相称的沉重负担，而富庶的东南反而税负较轻，可谓是税负倒挂。

明朝的九边防御体系全部在北方，边镇军费的筹措大量依赖北方各省的加派和力役。

北方的赋税不仅是粮银，还包括直接为边镇提供劳役、物资等隐形负担。

南方的税粮折银比例极低，

东南供京的金花银每石折银仅二钱五分，而山西运往宣府、大同的粮食折银每石高达一两，还要加上脚价银。

同样的粮食，南方人交的银子只有北方人的四分之一。

南方士绅凭借优免特权和地方影响力，能够大量隐匿田产、转嫁赋税。而北方士绅势力较弱，自耕农比例高，税负难以转移。

结果就是南方人在繁荣的商品经济中积累了巨额财富，却只承担了相对较轻的赋税。

北方人在贫困线上挣扎，却被军事财政体系反复抽血。

东南之财赋不能充分为国所用，朝廷财政危机与北方过度汲取形成了恶性循环。

其实这个事情，早在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就初现端倪。

那一年会试录取的52名进士全部是南方人，北方举子群情激愤，怀疑南方考官偏袒同乡。

朱元璋派人复查后确认录取公正，但他没有选择维持公平，而是处死复查官员、发配原考官、亲自录取61名北方进士。

朱元璋深知，他从南向北统一中国，如果新朝廷的官僚体系再被南方人垄断，北方人永远不会对大明产生认同。

此后明朝实行南北分卷制度。

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晚明，说明南北之间的地域隔阂从未真正消除。

朝廷必须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，才能让北方人在官僚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
而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，南北地缘始终是派系分野的重要维度。

晚明的南北，俨然是两个大明。

对北方人来说，南方是富庶却狡猾的地方。

南方的轻赋、南方的科举优势、南方人在朝堂上的话语权，都让北方人感到不公。

当北方连年大旱、流寇横行时，南方却依然歌舞升平，这种对比加深了北方的怨气。

对南方人来说，北方是贫穷而粗鄙的地方。

南方的文人看不起北方的武夫，南方的精致生活与北方的困顿形成鲜明对比。

南方的士绅更关心自己的园林、书画和家族利益，对北方的危机缺乏共情。

朱慈烺现在所面对的，不只是一个即将倾覆的王朝，更是一个在制度基因、经济结构、政治生态、社会心理上都高度分裂的国家。

北方已经被榨干、被战火摧毁，而南方虽然富庶，却长期生活在一种与国家若即若离的状态中。

享受着轻赋的实惠，却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。

朱慈烺淡淡道：“如此看来，江南的士绅，把田地兼并了、把赋税逃避了、把朝廷当看家护院的了。”

骆养性躬身听教，他知道太子这是要决定了。

朱慈烺语气变得森然道：“江南的士绅，凭什么能兼并田地、逃避赋税、跟朝廷叫板？”

没等骆养性有所回答，朱慈烺接着道：“因为他们有功名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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